张爱玲到底是不是文化汉奸？

1945年抗战胜利后出版的《文化汉奸罪恶史》确实将张爱玲列为文化汉奸之一。

这本署名司马文侦（笔名）的小书颇有来头。1945年8月13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已经在重庆成立“附逆文化人调查委员会”，推老舍、巴金、姚蓬子等十八人为委员，负责调查“附逆文化人”。8月22日召开首次会议，“决议处理附逆文化人办法如下：“… （五）编印附逆文化人罪行录（姓名、著作、罪状），分发全国及海外文化团体；…”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光复不久的上海，由曙光出版社出版了《文化汉奸罪恶史》。

张爱玲出版《传奇增订本》在序言中，对文化汉奸之名沉默许久的她做出了如下反驳：“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面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辩白，但是一年来常常被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的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这也被许多张迷们引为辩护之词。

但是“张爱玲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是彻头彻尾的骗人鬼话。张爱玲在1945年3月散文《双声》一文中说：“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这样公开的媚日言论即使在敌伪报刊上也不多见。当时与日寇作殊死战的中国军民都知道“日本的文明”究竟是什么。

张爱玲还在1944年9月散文《忘不了的画》里，张爱玲忘不了仍对日本称赞一番：“日本对于训练的重视，而艺妓，因为训练得格外彻底，所以格外接近女性的美善的标准。”而在当时，“对于训练的重视”的日本人正在灭绝人性地大肆杀戮中国人。

张爱玲在1944年12月小说《等》里，她竟借作品中人物之口诬蔑蒋介石“因为战争的缘故，中国的人口损失太多，要奖励生育”，蒋便下令政府工作人员讨“二夫人”。国民党政府在大后方诚然腐败，但它毕竟还在抗战，而且蒋介石从来也不曾下令政府工作人员讨“二夫人”。造谣造到蒋介石头上，可见依附日伪的张爱玲的胆子多么大！

除了在作品中附日反蒋之外，张爱玲和上海很有权势的日本人池田纪笃结交，出入汪伪政权第三把手周佛海的家门，还参加一些亲日性质的文化活动。当然，她近乎急切地投身大汉奸胡兰成的怀抱更暴露了她依附日伪权势的心迹。

1945年抗战胜利后，初期虽然她还与胡兰成纠缠不清，但当她看到日伪大势已去后，她就立刻“附蒋”，在文学作品里企图向国民党的政治靠拢。她在1947年发表的《华丽缘》里有意插进这么一段：“我注意到那绣着‘东怡剧团’横额的三幅大红缦子，正中的一幅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掉了，露出祠堂里原有的陈设，里面黑洞洞的，却供着孙中山遗像，两边挂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那两句话在这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分外眼明。我从来没知道是这样伟大的话。隔着台前的黄龙似的扭着的两个人，我望着那副对联，虽然我是连感慨的资格都没有的，还是一阵心酸，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这段文字，对于《华丽缘》的主题和“一个行头考究的爱情故事”都是不搭界的，只能理解为张爱玲急于“附蒋”，急于向国民党的政治靠拢。

然而，不争气的蒋介石政权两年后民心尽失丢了天下退守台湾孤岛。张爱玲又开始在作品中“积极要求进步”，大力鞭挞蒋政权“压迫和剥削”起来。1950年张爱玲在上海《亦报》连载的《小艾》、《十八春》中，她这样写到：“说到后来上海失守，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又十分愤慨”。“那是蒋匪帮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春天，五月里就解放了”。“不会的，他们已经完了，现在是我们的世界了，不会再让你死的。不会的”。“不由得感到医院里的空气真是和从前不同了，现在是真的为人民服务了”。“我也不是个共产党，我还没有那个光荣。我不过想着，像我们这样一个工程师，在这儿待着，无论怎么样努力，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还是上那边去（指往苏区）或者可以真正为人民做一点事情”。“像我是对政治最不感兴趣的，可政治不清明，简直就没法子安心工作”。“其余都是些有名的乡绅，其实也就是地头蛇一流的人物，靠剥削人民起家的”。“她（指曼祯）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长大的，那一重重的压迫与剥削，她都很习惯了”。

我之所以摘引这么多张爱玲在《小艾》、《十八春》中如此紧贴共产党政治的话语，只是为了指明张爱玲及其作品从敌伪统治时期起她的创作一贯与政治密切联系，而她生活在新中国的日子里，她在文学上紧跟共产党的政治比任何一个原在国统区的作家都更要表面化和口号化。

然而，违心表演终归是不长久的。新中国上海市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后，夏衍是所长，柯灵做副所长，夏看好张爱玲，想请她做编剧，但有人投反对票，便只好先搁下。因为张爱玲的背景值得怀疑，她在上海沦陷时期与胡兰成的关系，在日伪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歌颂日本，都让她如惊弓之鸟。更何况，与胡兰成告别后，张爱玲还与某著名青年导演有过一段情感，纵然趣味相投，怎奈世事多变，男方没办法勇敢。事业堪忧，情感无着，张爱玲越发觉得上海这个地方待不住。于是，张爱玲被动的抵抗开始了。她借口去港大读书“恢复中断的学业”。

张爱玲出境过罗湖桥用的是一个笔名，可民兵还是认出了她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民兵问她是不是。她也只能答是。但民兵也并没有为难她。离开大陆后不久张爱玲就写了小说《浮花浪蕊》，借主人公洛贞传达自己过境的景况。过境后是“眺望着来路微笑，满耳蝉声，十分兴奋喜悦…她觉得是个阴阳界，从阴间回到阳间”。她把让劳苦大众翻身作主的新中国视为“阴间”。这恐怕就是一些媒体格外卖力吹捧她的深意，跟网络媒体近年来夺别人战功造神张灵甫为抗日名将一样，不过是因为张灵甫反共最为积极嚣张。

张爱玲是借口“复学”来香港的，她也的确去港大登了记，只不过徘徊了几个月，读了不到一个学期，终于“辍学”——她的心思本就已不在读书上。

张爱玲去了一趟日本，没什么好运气。那时胡兰成已经与76号女间谍佘爱珍成婚，心狠手辣高几个层次的的佘爱珍是张爱玲惹不起的。回到香港后，她很快就决定“附美”，为美国新闻处效劳。那时候美国新闻处正在大肆招兵买马，宣扬“美元文化”，高举反共旗帜，网罗了四五十位中国作家为其服务，张爱玲身在其中。

1952年，张爱玲在翻译了美国新闻处安排的几部美国小说后，陆续写出了《秧歌》、《赤地之恋》两部反共题材的拙劣作品。时任香港美国新闻处处长理查德•麦卡锡（并非麦卡锡主义的那个约瑟夫•麦卡锡，但两个麦卡锡在反共立场上倒高度一致）后来向台湾作家陈若曦炫耀是“他们提供大纲和资料授意张爱玲坐在书房里写出来的”。（陈子善编《私语张爱玲》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张爱玲后来也在访谈中承认：“《赤地之恋》是在授命（Commissioned）的情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的呢？”（水晶《蝉——夜访张爱玲》，选自于青编著《寻找张爱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年15月第1版）

张爱玲的《秧歌》主线是写“苏北农民在1951年土改后被勒索“捐献”，终于“暴动”。村民们奉命备齐年礼，扭着秧歌到军属家去拜年。”事实上张爱玲从没有参加过苏北土改，哪怕是几个月的观察体验都没有过。但是在美国新闻处的美元攻势下，她拿着美国人授意的大纲写出了这本诋毁中共土改真实情况的小说。

然而，广东卫视前主持人李佳佳却发微博拿张爱玲的《秧歌》作为历史证据抹黑中共土改：“如果不了解土改，可以阅读1951年张爱玲在苏北亲历后写的小说《秧歌》。就是在见证了土改后第二年，她毅然决然、悄无声息出走香港，比丁玲不知高到哪里去（见图），就算比起马思聪、傅雷、沈从文、老舍这些大老爷们也要敏锐许多倍。纵使于美国孤单终老，也总归是穿着赭红旗袍，有尊严地优雅而逝。”

当网友指出李佳佳文中“1951年张爱玲亲历苏北土改”属于造谣后，李佳佳又转评辩解：“张在1950年到苏北农村参加过土改，详情可看Wiki。”

李佳佳一会说张爱玲1951年参加苏北土改，一会又说1950年？另外Wiki百科（类似于百度百科）什么时候可以当做历史证据了？这种智商基本上就可以退出网络辩论了。

张爱玲究竟有没有参加过苏北土改，其实是一段由来已久的公案，但是随着证据链的逐步完善，今日我们可以给出可信结论了。1995年11月10日，萧关鸿在《南方周末》发文《寻找张爱玲》，借张爱玲姑父李开第之口，首次指出“张爱玲受夏衍提名出席1950年上海第一届文代会，并随其他作家们下乡参加苏北土改几个月时间。”若按照此说法，张爱玲参加土改或在1950年底至1951年1月。但1950年3月25日至翌年2月11日，张爱玲小说《十八春》在《亦报》连载。据张爱玲亲弟张子静回忆，当时因是边写边登，他怕干扰姐姐写作，故较少去看她。以后等坊间出现了“苏北土改说”，张子静心内起疑，特意去问龚之方，龚竟表示：“我不清楚这回事。我也没听张爱玲提起过。” （《我的姊姊张爱玲》，1997）而且夏衍委托龚告知张爱玲不要离开上海留下做电影编剧，显示夏对张爱玲参加苏北土改也并不知情。那么李开第“夏衍安排张爱玲参加文代会并参加土改”的说法就非常可疑了。

再来看张爱玲自己的说法。张爱玲在《秧歌·跋》中列出一些故事片段为小说的来源。这个跋是回应那些批评她没有土改经历的人，如果参加过土改，张爱玲直接说出来就是，其它资料不提也罢，但张爱玲就是没有说自己亲身参加过土改。可见历史真相是张爱玲参加完文代会后自己返回家中继续写连载《十八春》，并没有随其他作家去参加苏北土改。

果然，当年报道称：“上海的文艺家们积极配合社会形势，纷纷自愿报名参加土改和下乡参观团。刚成立的市文联还特别设立了“土改工作委员会”，诸如许杰等去青浦，邓散木、罗洪、何公超、孙福熙等去绍兴，任钧等去苏州。”若张爱玲参加土改，以她的名气，一定会报道出名字来的。

那么《秧歌》中栩栩如生的农村生活细节又是从何而来呢？据张爱玲美国新闻处翻译同事宋淇之子宋以朗撰文解开此谜。2011年他曾出版张爱玲一部残缺不全的游记散文《异乡记》，之前未出版过，张爱玲写在一本有八十多页的笔记本里，三万多字，说的是1946年冬天她从上海穿过华南农村到温州找胡兰成的几个月所见所闻。《秧歌》关于记录乡下的情节在《异乡记》率先出现，可以说《异乡记》是《秧歌》农村面貌细节的原型。例子有很多：如《秧歌》第一章写茅厕、店子、矮石墙，以及谭大娘买黑芝麻棒糖一段，都见于《异乡记》第四章；《秧歌》第二章写金根在田径上走所见，见《异乡记》第一章火车窗外的风景；《秧歌》第六章写“赵八哥”一节，则本于《异乡记》第八章写的“孙八哥”；《秧歌》第十一章把做年糕比作“女娲炼石”，见《异乡记》的第三章；《秧歌》第十二章写杀猪，则出自《异乡记》的第六章。

综上所述，张爱玲确实没有参加过苏北土改，仅仅凭借美国新闻处授意的故事大纲和1946年寻找胡兰成路经江浙农村的游记细节，再加上讲故事技巧的天分，张爱玲就交出了一部被胡适、龙应台和李佳佳等古今公知交口称赞的小说《秧歌》，当然，他们更多赞赏的是这部小说的反共立意。

而在张爱玲的下一部小说《赤地之恋》笔下，解放农民的“土改”，反对腐败的“三反”，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抗美援朝”，全被写得面目全非，黑白颠倒。这时，张爱玲已明目张胆唯美国新闻局的大纲和细节资料是从，全身心地为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服务了。

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两部小说都属于美国新闻处策划并由反华的美国亚洲基金会特别资助一批“绿背小说”，而且都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宣扬反华思想。关于香港美国新闻处和亚洲基金会，倒是有料可挖。

1952年1月9日，杜鲁门在与来访的丘吉尔首相会谈后发表公报称：为共同防御 新中国红色政权的需要，美国可以在某种情况中使用香港的基地。美国日益意识到台湾香港在其远东政治中的重要性，在其部署中，香港是其全面遏制和演变新中国的前哨阵地。在这种情形下，美国开始成倍增加它在香港的机构人员：1938年，美国在香港只有一名总领事，两名领事和两名副领事，及至1953年，这一数字增加到115人，其中包括四名领事和二十名副领事，在港美国人也达到1262人。英国派驻香港总督葛量洪甚至在1968年电台访谈的时候抱怨：“世界上找不到美国领事馆这么庞大的队伍，他们以‘中国大陆合法政府为敌’。美国中央情报局当时更是笨拙无比，我们费老大劲才止住他们的愚蠢行为。”

美国在香港活动最重要的机关，是美国新闻处（USIS——Hong Kong），它担负着宣传心理战等重要使命。1953年的美国“国家计划”，表明香港新闻处较美国驻其它地区新闻处的“不同寻常”之处。这一“国家计划”有三个主要目的：“破坏‘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力量和支持的资源’，给‘反共产党分子以希望和鼓励’；诱使‘东南亚华人支持美国和自由世界的政策和措施，在他们之中制造反共情绪和行动；得到‘香港对于美国和自由世界政策和措施的日益增加的理解和支持。” 从此，香港的反共文艺在美国新闻处的巨额资金扶植下繁荣起来。美元资助的较具影响的香港出版机构有亚洲出版社、友联出版社、今日世界出版社、自由出版社等。它们联合起来出版反共报刊和文艺书籍，几乎支配了当时的香港文坛。比如，“报告文学”：许瑾《毛泽东杀了我丈夫》、蔡慕年《潮汕沦陷三年》、裴有明《我来自东北奴工营》；“学术著作”：赵兰坪《马克思经济学说批评》、崔书琴《孙中山与共产主义》；“专题研究”：马伯乐《苏联能战胜吗》，何雨文《中共财政解剖》，丁淼：《中共文艺总批判》等等。当然，还有张爱玲的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不仅张爱玲获得丰厚稿酬，作品还被美国作为反共“绿背小说”的力作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推广。但正如著名作家柯灵所评论：“《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美。”难怪张爱玲自己都把《赤地之恋》称为坏小说了。

麦卡锡1950年代任香港美国新闻处处长，张爱玲两篇《秧歌》、《赤地之恋》两篇反共作品正是他授意撰写并提供大纲资料的。张爱玲1955年以难民身份去美国，也是麦卡锡亲自为她担保并签发了赴美签证。这套路沿用至今，不少公知也走上了先反华后难民的美国之路！

去美国后，张爱玲由于失去了创作素材的土壤，写作乏善可陈。而她初到美国，就嫁给了一个大她29岁的德裔美国作家赖雅。相当有趣的是，赖雅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信奉共产主义，甚至不能容忍别人说一点坏话。不知赖雅若知道张爱玲之所以能来美国，就是因为她写小说诋毁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会作如何感想？

纵观张爱玲的一生，虽然她写作主线都是爱情和享受，又自称“文章从不涉及政治”，其实她却最紧贴政治不断折腾政治权势。从本文上面叙述可以提炼出张爱玲这样一条生命主线：附日——判日——附蒋——叛蒋——附共——叛共——附美。最后，她终老美国，无力再背叛。

红军老作家陈辽曾撰文警示：“一味吹捧张爱玲，将会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一旦外敌入侵，很可能有人以张爱玲为“样版”，不讲民族气节，只求“出名要趁早”，以不同方式依附敌人，写文章，拿高稿酬。希望那些一味为张爱玲曲辩的人，冷静地思考一下这个关系国家未来的大问题。”

那些曾经热衷于吹捧张爱玲甚至甘为孝子贤孙的媒体们，尤其是官方媒体，真的要好好思考下陈老的这段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