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谷，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斗争处于秘密状态，秋收起义之后建立的红军革命根据地也处在敌人的封锁、分割中。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能否迅速建立秘密电讯，保持内外联系，加强革命指导，就成为关系革命成败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高瞻远瞩，下定决心，亲自过问和部署秘密电讯的建设工作，使我党我军的电讯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

上海秘密电台的建立

1928年秋，党中央为了冲破敌人封锁，加强对各地党组织和红色区域的领导和联系，开始了秘密电台的筹建工作。1928年10月，领导特科的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从莫斯科参加六大回到上海不久，就决定选派人员学习无线电技术。他分别约李强、张沈川谈话，要求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学会无线电通讯技术。并在中央特科下设立了无线电通讯部门（四科），专门负责建立和管理党的无线电工作。

李强此时在中央特科负责秘密交通工作，他原来是学土木工程的，没有接触过无线电技术。入党以后，先是做群众工作，后来做军委工作。如今学习电台机务，可想而知会遇到很多困难。接受任务后，李强以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与当时在上海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老板交朋友，并从那里购买所需要的零件、发动机以及许多有关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书刊，然后躲在赫德路（今常德路）的一所房子里，照着《无线电杂志》上的线路图样试制收发报机。经过日夜苦战，收发报机终于组装成功。

张沈川原是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当时任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组织上决定派他去学习报务。他坚决服从安排，化名张燕铭，考入国民党开办的无线电学校。由于勤奋刻苦、他学习了六七个月就可以上机工作，并且还利用深夜代班的机会，抄下了两本军用电台的密电码，交给了党组织。他在代班时还收到广西第四军用电台发来的一份明码电报，内容是李明瑞师长要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拨给购运书籍款3000元，交给张沈川（张沈川和李明瑞师的政治部主任熟悉）。那时广西方面正在酝酿反蒋。张沈川取得现款后立即交给党中央宣传部，购买了大批进步社会科学书刊运往广西。不久，受过特务训练的黄埔军校电训班毕业的3个学生被派来实习，当他们在检查前两个月的收发报底稿时，发现了这份明码电报，立即向总司令部密告台长“利用军用电台，私通商报”，于是台长被撤职。张沈川由于事前离开了电台，没有惹上麻烦。此后，他隐蔽了起来，与李强一面学习组装收发报机，一面抄收公开电报，提高收报技能。

张沈川、李强等人为党培训了很多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先后帮助黄尚英、伍云甫、曾三、王子纲、曾华伦、刘光慧、赵荫祥、蒲秋潮等学习报务。经过一年的努力，他们终于成功地组装了第一部电台。这台机器虽然很笨重，功率也只有50瓦，但这可以说是中共拥有的第一台无线电通讯设备。“到1929年10月试制成功第一套收发报机，培训出第一批报务员，在上海建立了中共的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而这个电台的第一本密码，则是周恩来亲自编制的”。

秘密电台的台址在当时上海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9号的一栋石库门三层楼房里。负责报务工作的是张沈川，黄尚英在台上实习。电台的天线架设于三楼晒台上和屋脊上，利用各种伪装加以掩护。电台还收抄伯力和旧金山等电台的俄文、英文政治新闻和经济消息，以此练习抄发报的技能。“这个台的建立，主要目的还是试验装置和练习通报”。为了练习抄报技能，往往在深夜用业余无线电台的呼号呼叫，得到了其他业余电台的回答，在和别的业余台通报短暂时间后就把天线撤掉。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要使一座秘密电台长期隐蔽下来很不容易。当时，为了破获秘密电台，国民党特务同租界巡捕房相互勾结，将定向测试电台装在汽车上，每天晚上在马路上兜圈子，侦察秘密电台的方位；冯玉祥、阎锡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都先后被侦破。为了能使秘密电台生存下来，担任秘密电台工作的同志收发报都在周围居民入睡后的深夜进行，起居生活上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深居简出，基本上断绝了同社会上的联系。

1930年2月，福康里电台的隔壁开设了一家妓院，每天夜晚人来人往，人员很复杂。党组织感到这样不安全，决定另选台址。同年5月中旬，将电台迁到了公共租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赫德路福德坊1弄32号，这里比较僻静，西面墙外就是万国公墓，所以比较安全。不久，李强又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兴庆里17号(安吉里11号)、长阳路友邦里东一弄61号、长阳路乾信坊等处分别设立了电台和装配间。

香港秘密电台的建立

为了开通同中共南方局的无线电通讯联系，1929年12月，中央派李强和黄尚英到香港九龙建立电台。

李强和黄尚英把收发报机藏在行李中，下船时每件行李付2元小费，关卡未予检查，顺利地把无线电器材安全带进了九龙。这个电台设在九龙弥敦道某小街一栋房子的四楼上，广东省委派了一位姓卢的交通负责管理，由黄尚英和一名朝鲜同志任报务员。1930年1月，沪港开始通讯。5月，黄尚英因患肺病调回上海，由组织送往杭州治疗，不幸于同年病逝，年仅20岁。在他离开九龙同时，邱德被派来接替他的工作。

1930年三四月间，党中央和南方局电台开通后，为了保证安全，中央电台先后多次搬移，并着手建立筹建中共国际电台。

中央电台迁到慕尔鸣路后，毛齐华夫妇兼做中央台的掩护人。房间布置得比较阔气，有麻将、花瓶、古书、电炉、大衣柜、梳妆台等等。收发报机就藏在大衣柜内，电瓶藏在楼板底下。为了避免发报时邻居电灯闪跳，引起人们惊慌和敌人的注意，工作人员往往等到深夜一点以后才开始工作。

为了绝对保守秘密，电台工作人员深居简出，断绝了一切社会关系，通信极少。实在需要通信，便利用高级饭店或医院做通信处。因为这些地方在厅门口都设有一个信袋，服务人员收到信以后，如果在各房间都找不到收信人，便把信插在厅门口的信袋内，让收信人自己来取。当时电台工作人员常用“东亚大饭店”或“宝隆医院”做通信地址。因为这种地方一般人住不起，特务们以为是有钱人的来往信件，就不去注意了。为了避免房东怀疑，他们甚至还常常自己写信从外面投递回来。

沪港电台开通后，中共中央同广西左右江苏区的往来电报，都是由港台转发。沪港电台的工作人员虽然相隔千里，也从未见过面，但是在工作中密切配合，建立了一种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志关系，可以相互辨认出彼此发报的手法。

苏区秘密电台的建立

随着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至1930年，农村红色政权已经遍布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河南、安徽、浙江等省，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发展到10万多人。为加强对革命的指导，党中央此时急需在苏区建立电台，保持同各根据地的直接联系。

为适应在苏区建台的需要，党中央首先抓紧报务人员的培训。1930年九十月间，中央从各地抽调16个同志到上海办了一个无线电培训班，在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租了一栋楼房，挂出“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招牌。由李强实际负责，张沈川教报务，陈保礼教机务，吴克坚管组织、财务，方仲如教电学兼管学员的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毛齐华等都是教员。学生对外的名义是工人，教师对外的名义是经理或工程技术人员。

由于这个工厂既没有机器轰鸣声，也不进原材料，不生产产品，很快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一个穿着工人服装的人进厂，自称是自来水公司检修水管的，他到每层楼都看了一遍。过了几天，又有4个“白相人”模样的人闯进工厂，送来一张观音菩萨像，说是这里开了新工厂，特来道喜、讨酒钱，这4个人在厂里东张西望，满口流氓帮话。李强出面接待，给了他们4块大洋，他们才离开。一些同志感到可疑，向组织上反映，要求采取措施。这时顾顺章还没有叛变，训练班归他管。第二天他来到厂里，转了一圈后说不要紧，让大家安心学习，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由此留下后患。

同年12月17日，学员们在张沈川、曾华伦两名教员指导下，戴着耳机，正在学习收发报，突然，六七个侦探推门而入，用手枪指着众人，大叫“不许动”！特务在全厂仔细搜查一遍后，将张沈川、方仲如、陈坦、石光、苏刚达等20人全部抓走。在敌人搜查过程中，学员谢小康乘敌人不备时将二楼前屋窗帘的右角拉开，向组织发出预先约定的暗号，表示出了问题。幸亏这暗号亮出，伍云甫走到弄堂门口，看到二楼窗帘已打开（暗号），就没有进屋。涂作潮当时提着一个油漆桶，走到“工厂”门口，法国巡捕以为他是油漆工人，要他“滚开”，所以也没有被捕。

训练班遭到敌人的破坏后，张沈川等人被押到法租界巡捕房后，立即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张沈川等互串口供，改名换姓，众口一词说是来上海学手艺谋生养家的。任凭敌人施用各种刑罚及软化手段，大家都用事先编好的口供欺骗敌人。敌人尽管掌握了一些蛛丝马迹，但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只好根据《危害民国治罪法》第六条“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规定判了刑，将他们转到南京陆军监狱。17人被判刑9年10个月，3人被判刑6年6个月；其中陈保礼、麦建屏、谢小康、张庆福因患恶性痢疾，得不到治疗，两年内先后在狱中病逝。陈保礼临终前不断地说：“要听‘妈妈’的话！”意为要大家听党的话。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由曾三筹建新的电台，直接同江西的红军通报，同时，派涂作潮等进入江西根据地。涂作潮等原准备随同敌军师长张辉瓒的家属一起赶到江西，因张在国民党对我根据地第一次“围剿”时被红军活捉，张家属愿意以护送我电讯器材和人员到江西根据地为条件挽救张的性命。当他们行至南昌时得知张辉瓒已被苏区人民处决，涂作潮等只能冒着危险返回上海。一周后，中央又派涂作潮、伍云甫和曾三到江西根据地。不久，中央还派遣王子纲、蔡威、宋侃夫等同志前往鄂豫皖根据地，派喻杰生等到湘赣西根据地，去开展无线电通讯工作。当涂作潮、伍云甫、曾三等3人于1931年3月到达江西宁都时，红军已经建立了第一个无线电台，举办了第一个无线电人员训练班。

1930年12月31日，在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的龙岗战役中，国民党军张辉瓒师近万余人被歼，缴获了这个师的无线电台，但是很多器材被砸坏。毛泽东得知后，立即下达了“必须妥善保护无线电技术人员和电讯器材”的命令，1931年1月3日在与谭道源战斗时，便完好地缴获了敌人电台。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便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队，队长王诤，政委冯文彬。接着办起了红军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王诤和从国民党部队被俘后的其他一些技术人员，成了红军训练无线电技术人员的主要老师。由于原来缴获的发报机功率较小，不能和上海党中央沟通联系。1931年5月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缴获了国民党二十八师一部功率较大的电台。将这部电台改装后，9月红一方面军同上海党中央开始直接通报。

1931年9月，毛齐华等建立在上海的国际台也开始正式收发报。

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的同志，利用1931年12月间红四方面军缴获的敌梁冠英六十九师的电台，很快同上海党中央、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军团通报。湘鄂赣和闽浙赣根据地的电台也在1932年开通。

敌后秘密电台的建立

1930年起，中共不仅在苏区建立了秘密电讯，而且在敌后也开设了秘密电台，使党中央对全国的情况逐步了如指掌。

中共在敌占区的建台工作，开始是采取打进去的办法进行的。1929年12月下旬，中央特科派钱壮飞打进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因与特务头子徐恩曾是同乡，徐表示要调他当机要秘书。钱壮飞感到关系重大，向党中央请示。周恩来得知后认为机会难得，提出要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拿过来为我们服务，并决定让李克农、胡底与钱壮飞组成特别党小组。此后，徐恩曾要钱壮飞补充人员，在各地建立基层机构，并在南京建立秘密指挥机关和秘密电台。于是，钱壮飞在配备、选用电台机要人员和行政事务人员时，尽量安排自己人，作为中共的情报人员和秘密交通。在配备党务调查科大本营的“正元实业社”人员时，安排自己的女婿刘杞夫作为工作人员；在配备南京情报机构“长江通讯社”和“民智通讯社”人员时，钱壮飞自己兼任两社社长；在配备天津情报机构“长城通讯社”人员时，安排胡底任社长、钱壮飞的妻舅张家昽任记者。加之李克农已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广播新闻编辑，这时，国民党在南京、上海、天津的秘密电台实际上已经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了，从而在国民党情报系统中打进了一个“铁三角”。不过，徐恩曾虽然欣赏钱壮飞的才华，毕竟还有防范。他只让钱壮飞处理文件和电报收发，密码本却随身携带。机要电报也一直由自己亲译。一次，钱壮飞陪徐恩曾到上海，乘他进歌舞厅换衣服时，把密码本拿出来，由守在外面的同志迅速拍照后，再送回徐恩曾的兜内。此后，钱壮飞从报务员那里接到电报后，对估计有价值的都由自己开封先译，然后再原样封好上送。同时，这份密码也送到中央军委和红军那里。国民党几次大“围剿”的计划刚刚制定，尚未下发作战部队，其全部内容就已被破译，并被送到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及苏区的毛泽东、朱德面前。1931年4月24日，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叛变，他被捕后要求把他送到南京，然后方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密全数供出，保证3天内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他还嘱咐，不要让徐恩曾身边的人知道。当地特务机关向南京连发5封电报。此时正值星期六晚间，徐恩曾已去上海花花世界。钱壮飞收到电报后，用密码本将其全部译出，提前向党中央发出警报。接到钱壮飞的情报，周恩来指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各机关立刻采取行动，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立即全部转移。此后的两天两夜，中央几十个秘密机关和几百名工作人员紧急搬迁，没有遭到破坏。钱壮飞为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1年12月，国民党十七路军在宁都起义，大批起义的报务人员带来了很多电讯器材，无线电通讯队伍迅速扩大，成立了以王诤为局长、伍云甫为政委的通讯联络局。培训无线电技术人员的训练班，很快由一个发展到几个，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通讯学校。1933年，瑞金通讯学校学员人数达千人。还成立了保养、修理和装配收发报机的材料厂。此后，中央根据地便可以把自己培养的报务人员派到新的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了。1937年后，中共先后在西安、上海、南京、武汉、香港、桂林、重庆、广州、天津、北京、新疆、沈阳等地建立了秘密电台，加强了党对白区情况的了解和工作指示。正如罗长青指出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我军的电讯事业有了全面发展。尤其是周恩来亲自部署，在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建立了数十部秘密电台，遍及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保证了党中央对‘第二战线’的领导。”（来源：党史纵览，作者： 徐涛）